学理上判决确定力的概念由此应运而生，并成为法治国原则中一个核心确定的要素。

[36]所以，我国要实施宪法，实行法治，就必须打破潜规则，而打破潜规则的可靠路径之一是普及程序正义理念，加强程序法治建设。为避免恶治，走向善治，执政党要约束国家权力，执政党官员要放弃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特权，政府要主动让出应当归还给社会的那部分权力，并不得偏向那些掌握权力资源或稀缺性生产要素的强势集团，实现执政党、政府与公民、社会组织对社会生活的共同管理。

从宪法实施的保障角度看，体现为从违法审查到违宪审查的转变。[30]基于这一认识，他经过艰苦的理论探索和不屈不挠的尝试，发展出民权主义学说，描绘出五权宪法图案，规划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建设时期，最终将中华民族的富强大计凝练为《建国大纲》。主要是，违法审查性质的宪法监督制度进化为完全意义上的违宪审查制度。[28] 钱穆：《文化学大义》，［台］中正书局印行1981年版，第3页。这一分析完全适用于对权利（人权、民权）文化的分析。

[57] 参见仇立平：《论执政党转型后的阶级阶层合作机制》，《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第68—69页。但是，我国宪法、法律设定的利益（权利）表达渠道存在严重的缺损，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理论上最重要的民意表达机制未能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村（居）民自治落空，听证流于形式，信访制度失灵，言论自由虚化，结社自由被阻，集会、游行、示威被禁，诉讼实效不理想，等等。诚然，很多香港居民并不否认自己仍然是中国人，但实际上香港人的身份已经成为其文化认同的首选。

比如，在摩尔多瓦1990年2月的选举中，各派势力的竞争使得该加盟国内部争取独立主权的议题日益尖锐。推进区域普选不但不大可能弱化认同政治，反倒有可能在很大程度上使得认同政治更加强烈。同时，受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榜样的影响，波黑以及马其顿开始准备第二年举行民主选举，塞尔维亚则进一步被孤立。要而言之，身份认同乃是建立在著名民族主义理论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所谓的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ies）的基础上的。

更为复杂的是，香港的普选进程发生在认同政治激化的背景之下。任何一个新兴民主政制中的选举制度设计需要慎重考虑身份认同的因素，尤其是在区域民主选举推行的过程之中。

在分离之前，在民调中也只有11％的捷克人和17％的斯洛伐克人愿意选择分家。可以发现，首次民主大选是全国性的国家（西班牙），其选举有利于巩固国家的统一认同。[26]最终，通过三种方式决定出了4名总统候选人、12名集体总统（presidency）候选人以及一千三百名议员候选人。[36] 经济方面的冲突和隔阂随即转化为政治文化问题。

首先，与西班牙不同的是，苏联和南斯拉夫的转型改革更注重自由化（liberalization），而非民主化（democratization）：苏联和南斯拉夫的改革都重在开放市场经济和政治竞争，而不是推进西方式民主制度的建设。苏联共产党通过组织建设融合各民族的先进分子，构成了前意大利共产党领袖葛兰西所谓的新君主（the new prince），即列宁主义先锋政党。[2] [美]亨廷顿著：《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程克雄译，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第20页 [3]参见[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4．审查活动，既可依职权主动展开，也可依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或公民的申请而展开。

这一目标的实现意味着，宪法进一步走出被立法机关的法律所架空的窘境，成为名副其实的根本大法。[59] 现实生活中，经常发生宪法列举的基本权利遭到行政机关侵犯而得不到救济的现象。

设立专门的、从属性的宪法委员会进行违法审查，是对现行宪法监督制度的改革，也是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措施之一，初级目标是确保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在国家机构体系中至高无上的地位和权威，以推进民主制度的有效运行和完善、发展，最终目标是建立有效的违宪审查制度。换言之，民主不发达的现实为我国宪法实施规定的是一条渐进性路径——从目前民主不发达的现实出发，争取落实宪法所规定的民主内容。

人这部怠惰的机器若没有人的激情的影响，将可以被恰当地比作一台没有受到风力影响的巨大风磨。被宪法委员会审查认定为违宪或违法的法律文件，究竟是自始无效，还是自审查决定生效之日起无效？法律似应明确规定，自审查决定生效之日起无效。相同的观点，参见蔡定剑：《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而宪法监督制度的有效实施集中体现为宪法委员会的有效运转，对此具有根本意义的条件至少有二：一是宪法委员会的主观能动性。我国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改革，呈现出两个明显的特点：其一，大多数改革措施通常以牺牲大众利益为代价，并且过分偏向既得利益集团。[13] 张千帆教授将宪法实施分为程序性实施与实体性实施，程序性实施是指公权力机构按照宪法规定的程序作出的决定或行为，实体性实施则是指以特定宪法条款为目标作出的决定或行为。

通过完善宪法监督制度来推动宪法的实施，是一种现实的选择。当前，我国的社会转型已经走到拐点，未来的路向选择取决于对当下社会现实的理性分析。

[57]按照这种思路，我们党将依据宪法和法律对国家和社会实行领导，不享有超越于国家和社会之上的利益，党员干部不再享有任何特权，那么，各种政治禁忌也就无所依附了。[27] 参见［美］罗纳德·英格尔哈特：《文化与民主》，载［美］塞缪尔·亨廷顿等主编：《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程克雄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140—141页。

[19] 浦兴祖教授认为，三大民主中唯有人大民主是典型的有关国家权力的民主，是首要的民主，故推进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可取人大民主为重点，三大民主同推进的路径（参见浦兴祖：《以人大民主为重点继续推进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第130—132页）。义务本位文化向权利本位文化的转型，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

在当代中国，承认个人利益的正当性，是证成公民权利需求之正当性的一个恰当视角。（3）对行政机构规范的实施，应当贯彻权责一致原则。宪法委员会要发挥这种能动性，有赖于宪法委员会组成人员对于自己所承担的宪法守护者角色的共同体认，这种角色意识又依赖于他们坚定的法律信仰。相反，我们必须承认，宪法文本应当得到充分的尊重，宪法的实施应当以宪法文本为中心。

[49] 参见［新加坡］Lance L. P. Gore：《社会转型进程中的中国共产党》，邱学谦译，《武汉大学学报（哲社版》2013年第5期，第52页。在例外的情况下，如果需要对个人利益作出限制，需要依据法律事先做出的明确规定。

因此，宪法委员会成员应当具有坚定的程序正义理念。考虑到我国当前社会转型的难度，宪法委员会成员除了具备上述条件外，还需要具备某些特殊的品格，如秉公执法、刚正不阿的职业操守，坚持真理、不畏强暴的牺牲精神，等等。

只有在民主制度失灵，即发生了多数主义暴政之后，违宪审查才有必要。（三）公民的权利需求 任何国家机器和政府机构在权利问题上都具有天然的被动性。

在何启、胡礼垣、梁启超那一代知识分子看来，民权为强国之本，西方因重视民权而强，中国因忽视民权而弱。[21] 我国的宪法监督制度不曾有效运转，与这些缺陷不无关系。感谢《人权研究》编辑部提出的修改意见，但文责自负。[5] 参见孙立平：《新一轮改革的基本线索》，《商周刊》2014年第18期，第75—76页。

第二，纵向分权，下放的权力主要是经济管理权力和部分行政管理权力。二是应公民的请求，对侵害公民权利（利益）的现行法律制度进行违宪审查，对公民权利提供保障。

当宪法委员会怠于行使职权之时，公民的权利需求作为其不可回避的政治压力，最终可能成为监督程序得以启动的必要条件。只有每一位国民都尽可能地秉持内心的高贵，享有行动的自由，成为道德上仁义、经济上富足、政治上自主的健康、活跃的分子，一个国家才能真正强盛并受人尊重，财富与秩序也才能真正实现其价值。

其弟复书，崔杼复杀之。在实施宪法过程中，如何处理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冲突也将是宪法委员会无法回避的难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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